作为文学家，老舍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笔下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等作品脍炙人口。但一百年前，老舍在伦敦当老师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从1924到1929年，本名舒庆春的他在伦敦度过了五个冬夏，那时他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外汉语”。除了教汉语，他还帮助室友做翻译，并开始以老舍为笔名发表小说，踏上了文学生涯。

在北京时，我曾参观过老舍在胡同里的故居；现今我身在伦敦，便想去探访他在伦敦的住处。

1924的秋天，26岁的舒庆春坐船来到英国，那年他还没取“老舍”这个笔名，但有一个英文名叫“Colin”。次年春天，他搬进了圣詹姆斯花园31号（31 St James's Gardens），在这里住了三年。

寻访的那天虽然清冷，却是伦敦美丽的冬日晴天。坐上伦敦地铁，我在荷兰公园站下车，再步行约十分钟，便到了老舍曾经居住的地方。这是西伦敦的一幢普通排屋公寓，老舍租住的房间位于这排房屋的中间部分，正对着圣詹姆斯教堂的草坪。

橘色的阳光和房前的蓝天绿草把这排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房子衬得十分可爱，浅米色墙上挂着一块圆形的蓝色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老舍（1899-66），中国作家，1925-1928年在此居住。”

蓝牌是由英格兰遗产委员会颁发的名人故居标识，挂牌的建筑受到保护，禁止随意改建。2003年，老舍故居成为英国第一个获得蓝牌的中国文化名人故居。目前全伦敦有1000多处挂蓝牌的故居，只有这个牌子上写有中文。

尽管这座建筑已成为保护建筑，但它仍然是私人住宅，未向公众开放。探访当天房主不在家，我只能通过老舍在《我的几个房东》中的描述，勾画出他在这里的生活。

当时，老舍在东方学院任教，与英国朋友艾支顿（Clement Egerton）夫妇合租在此。“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艾支顿），他到那里学华语，”老舍在文章里写道。“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

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三年间，老舍帮助这位汉语爱好者将《金瓶梅》翻译为英语，这是英语世界的第一个全译本。在正式出版的译者序里，已成为一名汉学家的艾支顿专门感谢了老舍对他翻译初稿的帮助：
"Without the untiring and generously given help of Mr. C.C.Shu, who, when I made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translation, was Lecturer in Chines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I should never have dared to undertake such a task. I shall always be grateful to him."

艾支顿提到的C.C. Shu就是老舍本名舒庆春的旧式拼法（Ching Chun Shu），当时老舍任教的东方学院就是如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前身。他的学生上至七旬的古稀老翁，下至束发及笄的青年；讲授的内容从语音语调到文学历史；他还曾以“唐代爱情小说”为题，用英文在院内举办学术讲座。

老舍在散文《东方学院》中回忆他的学生“有的学言语，有的念书，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汉书》，有的是要往中国去，所以先来学几句话，有的是已在中国住过十年八年而想深造……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学，因为他非常注重发音；他对语言很有研究，古希腊，拉丁，希伯来，他都会，到七十多岁了，他要听听华语是什么味儿。”

除了授课，老舍还参与了一套有声教材的录制，示范基本语音、朗读课文，其中包括在火车站、邮政局等场景，打电话、结婚祝贺等情境，还有新闻、商业等话题。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套珍贵音频，听老舍一口京腔朗读：“昨天有位朋友送给我一本新小说，我打开就念了三分之一。吃完了晚饭又接着看，简直不能停住。一共是四百多页，你猜怎么着？我一气把它看完了。”想到老舍年轻时的声音曾无数次在留声机中播放，带着英国人开口讲北京话，令我忍俊不禁。

循着亚非学院的历史我寻到了当年老舍教书的地方，在伦敦金融城北部的芬斯伯里广场2号（2 Finsbury Circus）。可惜当年的校舍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广场中间的一大片草坪似有几分老舍在散文里的样子：“图书馆靠街，可是正对着一片空地，有些花木，像个小公园。读完了书，到这个小公园去坐一下，倒也方便。”

因为英国的旅馆与交通昂贵，老舍不经常出游，寒暑假大多在图书馆里读书写作。他最初发表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基本都是在这儿完成的。小说《二马》的背景就设在伦敦，通过讲述一对北京父子老马和马威来到英国的种种遭遇，老舍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也在主人公的言谈中融入了自己身处西方文化氛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后来，老舍在谈创作的文章里写道：“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

一百年前，老舍漂洋过海来到伦敦，作为一个年轻讲师，他通过教学、翻译、讲座，将汉语、文学、京味儿带进了英语世界。阅读英国作家的经典作品，身处异乡带来的文化冲击，激发了老舍的创作欲望，促使他自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老舍的这段海外经历正是中外文化交流在伦敦留下的一段生动注脚。

一百年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交通与交流都更加便利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人在海外，还是外国人在中国，我想还有更多因文明交流互鉴碰撞出的灵感与故事等着我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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